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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权代表公司担保的效力认定探究


糖酒会网 http://www.365tjh.com    2020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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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珂


  公司作为参与市场经济的最为重要的法律主体,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公司的经营离不开融资与担保,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时,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公司或有负债将成为确定的债务,公司对外偿债可能损害股东的权益,由于不合规的操作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公司法第16条对关联担保和非关联担保分别进行了规定,对不同情况下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要求作出了制度安排。在公司对外担保的实际运作中,法定代表人有时会超过代表公司提供担保的权限。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直接应用《公司法》第16条中较为原则性的规定,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该情形下效力的认定存有不同意见,从不同时期法院作出的截然相反的判决便可见一斑。法律法规在不断修订完善,最高院也在根据司法实践出台有针对性的司法解释,对于越权代表的效力认定问题逐渐明朗,本文试图以公司法16条在司法实务中裁判观点的迁移、《九民纪要》第二部分“关于公司纠纷案件的审理”相关规定分析、债权人接受公司提供担保的法律分析三方面进行讨论,探寻行之有效的认定越权担保效力的认定方法并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一、越权担保纠纷案件裁判观点变迁


  与一般担保不同,公司作为担保人提供担保并未直接来源于《担保法》、《民法总则》或《合同法》直接作出,而由《公司法》特别规定。公司法的16条第一款,公司对非关联公司提供担保的,需要根据章程的要求,出具相应的董事会决议或者出具股东/股东大会的统一对外提供担保的决议,其中关于担保的数额等有要求,应当在限额内提供担保。另外,担保法和合同法也明确了当相对人是善意的情形下,及时法定代表人超越了其权限提供了担保的,此担保是有效的。民法总则61条的观点是,法定代表人有权对外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至于是否超越章程的权限不做评价,因为章程仅具有对内约束力,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由于不同法律均对公司对外提供担保进行了规定。法定代表人超越公司内部权限订立担保合同时,公司主张该担保合同无效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不同法官在审理过程对法理的理解和法律适用的不一致导致同类型案件不同判决的局面。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司法》第16条的认定及适用经历不同的阶段,是造成同类案件不同判决的主要原因。

  (一) 规范性质理论

  就公司法第16条是否应当具有强制性约束力,法院对此提出了“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的理论,并据此判定越权代表行为的效力。支持公司法第16条属于“管理性规范”的司法裁判观点认为该条款中未规定法律后果,则不应当推定担保合同无效,因此将该条款认定为具有管理性质更为合理。故应认定该越权担保行为有效,公司应当承担担保责任;而“效力性规范”理论认为,《公司法》第16条属于“效力性规范”,如违反该条规定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应为无效,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此两种不同的裁判思路导致了不同的判决结果,对于司法的权威性和可预测性形成巨大的冲击,其实,不论管理性抑或是效力性规定只可运用在当事人行动问题之探究上,而并不适用在当事人资格、意思表示之探究上。1仅以法条的性质划分来判断担保合同的效力,未触及法律之实。

  (二) 内部规定理论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2)民提字第156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与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振邦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2认为《公司法》第16条的实质是公司内部控制程序,是对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的管理性要求,并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违反该规范的,原则上不宜认定合同无效。债权人如未查阅章程或对相关会议决议进行审查的,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内部管理规范说认为《公司法》第 16 条是关于公司内部决策的法律调整,对外不发生效力3.该理论很接近了《公司法》第 16 条的立法初衷,但究其实质“内部管理说”据以确定担保合同效力是保护相对人交易安全的,本质上依然属于“规范性质说”。

  (三) 代表权限制理论

  鉴于《公司法》、《合同法》等法律对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均进行了规定,在法律适用上需要同时结合适用。根据《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根据该规定,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效力取决于相对人是否“善意”,只有当相对人为“善意”时,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才可能有效,而判断相对人“善意”则需要根据《合同法》中相关效力规定作出判断。所以该观点下,要求相对人对法人的担保行为进行必要的审查,只有当债权人明知公司法定代表人没有或超越授权而与其订立担保合同的情况下,越权代表行为才无效。

  二、《九民纪要》相关规定分析


  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九民纪要》的出台,对统一裁判思路,限制法官在判决中的裁量权,对于提高司法裁判的可预期性和司法公信力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九民纪要》对于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效力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对于多年来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公司担保的法律适用及裁判的不统一画上了句号,虽然《九民纪要》并非司法解释,不能直接作为判决的依据,法院在撰写判决书时可援引九民纪要中的相关内容至“本院认为”部分,有利于民事主体对于该类案件的合理预期,达到“同案同判”的司法效果。

  (一)《九民纪要》第17条定纷止争

  《九民纪要》第17条明确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应当符合决策程序,不能由法定代表人单独决定,其旨意在于限制法定代表人的权力,保护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对于越权擅自提供担保应按照《合同法》第50条规定进行处理,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九民纪要》第17条的出台体现出了法律保护法益倾向性的调整,首先我们可以从《公司法》的价值衡量角度去考虑。通过公司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演变过程我们不难看出:股东利益最大化是公司最根本的价值取向。4此前论证《公司法》第16条究竟是“管理性规范”还是“强制性规范”实则是倾向了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对担保行为是谨慎对待的;后来的“内部规定”说则体现出了法律对于交易安全优先的考量,《合同法》与《担保法》有关于担保合同的规范所追求的制度利益乃是交易安全、交易效率和交易秩序。它们的立法旨在促进交易、保护交易相对方信赖利益以及保障债权的实现。而对于公司和股东利益损害的责任,应由公司的越权代表人承担,为此应当采取的是必要的内控手段,不能因为公司自身内部程序的失误,而加由外部的被担保人以相应的民事责任。5如此,债权人的合理预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对于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好在《九民纪要》对此类案件的裁判思路进行了统一,实质上是在保障投资安全和安全交易上,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了纠偏,对二者的利益作出了平衡。

  (二)《九民纪要》下越权担保制度安排的内涵

  相比于《九民纪要》出台前对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签订的担保合同进行效力分析进而论证担保的效力,认为法定代表人决定对外担保的意思来源于公司权力机关的授权,如无授权,则无意思表示,则该担保合同自然无效,《九民纪要》明确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另外,对于担保效力的判定方面,《九民纪要》化繁为简,将越权代表公司担保行为效力的判断转化对交易相对人善意与否的判断,根据善意与否来决定该担保是否有效。

  上述思路下,可以窥见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担保是持否认态度的,即首先“默认”公司应当承担担保担责,再来考察交易相对人的具体情况,即“善意”,“善意”不为单纯亦不代表愚昧,而是“履行了必要的审查程序,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并与之进行了交易但仍然被欺骗或未探得真相”。实际上这种制度安排体现出了社会进步,司法层面认为经济活动主体都应该具有一定的法律素养和风险管理能力。不能简单的认为“不知法”便不应当承担因此带来的“不利后果”。法律由权力机关制定并表决通过,向在全社会公布施行,“人人都应当知道法律的存在”,交易的付出的成本不仅是金钱利益,亦应当包括对法律的认知。

  三、债权人接受公司提供担保的法律分析


  对于《公司法》第16条,在不同时期对该法条做出的不同解读导致前后不一致的裁判结果,法院判决呈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极大地损害了法律和司法的稳定性、权威性。在司法层面未作出统一的裁判思路指导下,当事人完全可以利用判决的不一致获取不正当利益。法定代表人及作出担保的公司既可以引用《公司法》第 16 条和相关判例主张担保合同有效,导致作出担保的公司股东利益受损; 亦可引用《公司法》第16条和相关判例主张担保合同无效,逃避担保责任损害债权人利益。当司法出现随意性,将严重影响当事人对法律的合理预期。

  在《九民纪要》出台后,对审判思路及法律适用进行了统一。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提供担保效力认定的重心由法定代表人和公司一侧转移到了债权人一侧。明确了债权人不能仅凭法定代表人签字盖公章的担保合同便可获得公司的担保,明确债权人审查的对象针对公司章程和公司决议。如何建立起高效可行的审查制度、明确审慎的形式审查标准是作为债权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需求。而审查义务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具体的适用标准和要达到的查明目的,都需要拟定标尺才能诉诸于实践。6

  (一)善意的认定

  《九民纪要》中对公司对外担保的“善意”进行了明确规定,即订立担保合同时,债权人对于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为不知情。对于《公司法》第1条中要求更高的关联担保而言,要求债权人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的表决符合《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根据此标准,在具体的操作中债权人的审查义务应当落实表决是否符合程序,按照公司法规定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对于此种情况下,债权人务必注意的是关联担保情况下决议的有效性,具体而言,如果被担保的股东此时参与了表决且该被担保股东的意见在决议中有体现,如何认定该决议的效力和债权人的善意与否,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从实质层面分析,法律要求的是表决权过半数,如果被担保股东及时参与了表决但其他有效表决仍然过半数,应当认定表决有效,结果正义。另一审查对象为决议签字人员是否符合章程规定,但是由于法律和《九民纪要》并未明确提出债权人有义务查看公司章程,而股东载于章程之中,此时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和可解释性又给债权人的善意认定制造了难题,鉴于《九民纪要》的精神是保障交易安全同时赋予债权人更多的审查义务,查看有效章程应当作为债权人的必要义务。如果债权人对于章程、股东、决议都进到了审查的义务,此处的审查义务仅指形式审查,即使越权法定代表人和公司均设置了阻碍担保生效的障碍,但不应当对于债权人有过分的苛责。

  (二) 债权人权利救济路径

  实践中,在业务发展要求的驱动下,“业务第一,风险第二”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等不得不做出的艰难抉择,债权人为了获取担保,加之在借贷中买方市场的强势导致的不平等局面,债权人往往放松了对担保法律风险的审查。当债务出现不良时,担保人往往会极力阻却担保合同的行使,不愿意承担代偿责任,以各种理由摆脱或者减轻其担保责任。由于《九民纪要》出台后,对于法定代人越权代表公司提供担保的审判思路已经倾向于着重审查债权人的善意与否,所以对于善意的认定很大程度决定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这也会成为当债务产生不良后公司抗辩的焦点。第一种情况:债权人恶意。主张债权人为恶意,认为债权人在接受担保时明知法定代表人不具授权仍然与其签订了保证合同或者主张债权人明智决议系伪造。此种情形下,因为没有决议机关的授权,法定代表人虽然形式上具有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但实质上已经纯粹是自然人了,与公司法定代表人是两个民事主体,既然债权人明知,就失去了让公司承担责任的法律基础,不应当让公司承担任何责任。公司作为担保主体,在没有公司主体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担保合同不成立,不产生担保效力。第二种情况:非善意和恶意的边界。法定代表人签订担保合同时未提供公司决议,而债权人也无意识要求债权人提供相应证明文件便与公司签订了担保合同。此种情况下债权人多会主张其不知相关法律规定,其为善意。依据合同的生效条款“合同在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合同已生效为,对方应承担担保责任。按照《九民纪要》第18条【善意的认定】对于公司提供担保相对人(债权人)善意的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主张不知法律,在法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实质是债权人明知公司未同意担保,故对公司不发生效力,也不承担民事责任,此时债权人可按照“无效法律行为的转换原理”主张担保合同无效,依据担保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要求担保人承担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债务的二分之一。

  (三) 对于越权代表公司提供担保的规制与制度完善

  目前《公司法》第16条对于公司提供担保的要求和《合同法》第50条以及《九民纪要》中关于公司与提供担保的裁判思路的统一要求都是从事后归责原则出发的制度安排,如果要从源头上避免出现越权担保,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 增强社会成员的法制意识。很多债务暴露不良后,债权人才发现当初与其签订了担保合同的公司竟然不承担担保责任,其实经济活动中的不仅包括做好自身运营,也要加强对法律的认知,以增强自身风险识别能力,保障资产安全。

  第二, 立法层面的对于法律规则中法律后果进行完善和落实。《公司法》第16条中对于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法律后果并未规定,导致当出现越权担保时,债权人仅能去主张责任而对于实际造成这一局面的法定代表人并未进行责任的规定,是否可以考虑引入法定代表人的补充责任,当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后,可以要求法定代表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 公司内部治理的优化。对于法定代表人或有授权的主体越权代表公司提供担保的,可以在章程或股东会决议中明确,如因法定代表人恶意避开股东会或董事会,越权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后果全部由其自行承担,并且可以对如何承担进行较为细化的规定,建立强制赔偿制度7.明确越权担保的责任,对法定代表人形成思想层面的制约。另外,对于流程管理的相互制约与优化,加强印章管理,制定用印制度。要求法定代表人不得掌握印章,对于使用印章应符合交叉或层级审批程序,从技术上控制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公司提供担保的发生。

  四、 结语


  从2005年《公司法》第一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公司可以作为主体对外提供担保后,同时《公司法》第16条对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要件进行了规定,但是这一原则性的规定在多年来司法审判实践中经历了数次裁判思路的变迁后,在《九民纪要》出台后,越权对外提供担保有了较为明确且操作性较强的司法层面的裁判思路和认定标准,对于统一裁判思路和指导商事活动有积极的意义,体现出了法律对法益保护的倾向性调整,更加关注善意债权人的债权安全。当然,《九民纪要》并非正式法律渊源,只能在法院进行法律适用说理时进行引用,下一部《公司法》第16条能够在条款中直接增加法律后的规定,对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公司对外担保而言,对于这一越权行为的效力认定,在法律适用和善意认定方面将不再那么复杂和纠结,望后续法律修订中能对此给予更多地关注。

  参考文献


  1 尚法、李志刚等:《未经决议的公司担保:合同效力与解释路径》,载《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31期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 年第 2 期,总第 194 期,第 30 页至 38 页。

  3 施天涛:《<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目的:如何解读、如何适用?》,载《现代法学》,2019年03期,第111-126页。

  4 林金文:《公司法的基本价值选择与和谐社会的建立》,载《法学》2005年第11期。

  5 曾大鹏:《公司越权对外担保的效力研究——基于法律解释方法之检讨》,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6 印聪:《公司越权担保合同效力研究》,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12月5日。

  7 何尧德:《现代公司民事责任制度研究——以股东和经营管理者为重心》,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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